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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良崮战役张灵甫兵败身亡，儿子说他只是廖龄龄奇因为服从命令

整编七十四师作为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一兵团先锋部队，攻击华东野战军总部所在地蒙阴坦埠（danbu）,奇廖却发现被解放军包围了。

这个时候，廖龄龄奇是奇廖听命继续攻击，还是廖龄龄奇收缩到平原自保，张灵甫的奇廖参谋长、旅长争议很大。廖龄龄奇

58旅旅长卢醒坚决主张继续打，奇廖认为擅自放弃锱重撤退，廖龄龄奇损失巨大无法向上级交代。

校长让他固守待援，“中心开花”，张灵甫选择了听命令。

电影《红日》对这个部分的描绘比较贴近史实。

参谋长按照张灵甫的吩咐给旅长打电话：“下山的路非通不可”，要翻过孟良崮，夺回垛庄。

张灵甫接到电报，抢过电话，命令部队，不下山了。

志得意满的张灵甫对部下说：“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”。

对于参谋长担心的粮食弹药和水的不足，张灵甫毫不担心地回答：徐州会空投过来的。

他和旅长等部下一致认为，守三天肯定没问题。

张灵甫只是没想到，国民党战功赫赫的“抗日铁军”，苏中苏北攻城掠地的王牌部队，在孟良崮连三天都没守住，全军覆没。

事后蒋介石对他的褒奖之词，主要是说他听命令。

蒋介石在张灵甫追悼大会上写了悼词，让他的代表中将杨参议宣读，说张灵甫奉命退守孟良崮高地，饮水断绝，粮弹俱尽，四面受敌。然而，“ 明知无法达成任务，仍以彻底遵奉命令为职志” ，死守阵地，“不屈”而“自戗”。

孟良崮的“中心开花”是张灵甫给老蒋的建议，主动留下来以自己当诱饵吸引华野主力，还是老蒋闭门造车想出来让张灵送命的“伟大”计划？

张灵甫之子张道宇曾就张灵甫兵败孟良崮说：孟良崮战役计划是由兵团汤司令制定，经陆军顾总司令核准，又被蒋主席批准的，作为军人要听指挥的。

1947年5月16日，国民党军整编74师中将师长张灵甫兵败孟良崮，葬身沂蒙山区。彼时，儿子张道宇尚在襁褓。

几十年来，他的儿子一直在探寻父亲死因真相。因为他的身份，他能够接触到很多当年的 历史 真实资料，也见过很多亲历者。

相对来说，尽管他对父亲兵败身死有一定褒义倾向性，但作为当事者后人，他的这个说法，无疑也有一定的权威性。

汤恩伯一兵团制定的作战计划是让张灵甫整编74师中心突破，迅速攻占华东野战军总部所在地坦埠，这一计划是经徐州陆军总司令、南京国防部、老头子蒋主席层层审阅批准的整体作战计划。

这个作战计划，经国防部层层下发。

战役之后汤恩伯一兵团的战斗详报，也明白无误地记录了战役的侦察、发起、过程，也可以说明这个计划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整编74师只是尖兵部队。在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45万部队里面，也只是汤恩伯第一兵团第四纵队的一部分。

九纵侦察连长齐进虎，深入敌后，抓了个舌头，是整编74师一个送达作战命令的参谋，缴获的文件和口供，也印证了这个作战计划。

大卧底郭汝瑰也抄了一份，让交通员发给我军高层，不过应该对华野并没起多大作用，因为郭汝瑰知道这个计划的时候，那是1947年的5月12日，孟良崮战役已经开打了。

由于路窄难行，张灵甫没有按照预定时间发起攻击，其它部队，则更迟缓。

行军途中谍报队从去临沂的老百姓嘴里得知眼前军情不明，有几十万解放军主力，“要吃大亏”，于是向汤恩伯报告，要求收缩防御。

汤恩伯连夜打电话给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，要求更改作战计划。

刘斐说，时间太晚，“老头子睡下了”，一口拒绝。

汤恩伯又打给顾祝同。顾总司令告诉汤恩伯，计划是国防部、参谋总部的命令，他无权调整作战方案，还是执行吧。

他们也知道，一线指挥员惯于夸大敌情。

李天霞还说他当面之敌是解放军十三个纵队呢。

于是国防部传回命令：共军该地区无多大兵力，要74师继续攻击前进。

高层不重视，甚至不信任一线的情报，只管下达命令。

一线也很无奈，只能执行命令。

这些命令，均是兵团部以上的。

后来74师俘虏中高级军官的供述，也证明了这一点，并把兵败的大部分原因归咎到了高层情报不明、指挥错误上。

直到5月14日，汤恩伯还传达上峰命令：主席蒋 “迅即攻略沂水”，总司令顾 “攻占莒县”。

汤恩伯也是遵守“老头子”命令的模范，下面有纵队司令，纵队司令下面才是整编师。

到了5月16日，战斗空前激烈，74师伤亡惨重，阵地纷纷丧失，通讯时断时续，指挥混乱，伤病无法转运，已经到了兵败如山倒的地步，74师接到的命令，依然是：坚守！

张师长当然只能遵守命令。

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”。

一线指挥官的临机决断不仅决定战役胜负，也决定自身生死。

粟裕发现整编74师孤军深入，左右翼脱离十余公里，存在穿插间隙，大山阻隔，救援困难，主力在手，方便调度，于是和野司首长们紧急磋商，调整方案。陈毅拍板决定“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”，把攻打桂系部队的命令更改为围歼整编74师。

九纵许世友率部一夜往返70里，六纵司令员王必成部两万多人两天飞奔220里，一纵叶飞带队和张灵甫相距百米同向前行……

张灵甫和副师长蔡仁杰都误认为是友军黄百韬的整编25师。

叶飞命令，大胆穿插，不管他们。

这才是一线指挥员的果敢和担当。

国民党军官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”。

很多军官对服从命令的执行程度已经到了教条死板的地步。

张灵甫没有突围出去，这和当年常德保卫战的虎贲部队余程万不一样。

常德保卫战，老蒋在国际 社会 夸下海口，他的部队会与常德共存亡。结果余程万尽管和74军57师的将士们浴血拼杀，“弹尽、援绝、城破”，没有选择坚守阵地战死沙场，而是带着最后的三百多人突围，让日军占领了常德。跟随余程万突围的幸存者只剩下83人，而常德城里还留下三百多伤员，被炫耀武力的日本占领军杀害。

这让老蒋在开罗的巨头们面前和国际 社会 丢了面子。所以，他要对“不听命令”的抗日英雄余程万大开杀戒，若非常德万民求情，手下将官们极力斡旋，74军57师师长余程万就被老蒋以“不服从命令”的名义枪毙了。

而74军58师师长廖龄奇，也是因为被国民党将领落井下石群起攻之说不服从命令擅离战场。逼得老蒋把廖龄奇也枪毙了。

因祸得福，58师副师长张灵甫成了师长，他能不比别人更明白“老头子”的脾气。

正因为这一点，58师师长张灵甫，升任74军副军长，以少将军衔被老蒋特批进入陆军大学甲级班（中将班），毕业后顺利升职为中将军长，首都警备区司令官。

这可是嫡系中的嫡系，心腹中的心腹，国民党正规军430万，有几个能比得了呢？

在服从老蒋命令这一点，张灵甫比国民党其它部队将领确实都突出。

不然，老将整天讲“不成功，便成仁”，号召他的黄埔学生，如果兵败，就杀身成仁。

宿北战役的戴之奇，淮海战役的黄百韬，就杀身成仁。

老将还沉痛的夸奖黄百韬：“黄埔不死”。

可惜的是，解放战争，国民党将军里，放下武器投降成了俘虏的一千多人。

这里面，黄埔一期的就有9名，而杂派出身的黄百韬并不是黄埔毕业。

这些不听校长命令的人，活了下来。

听命令的张灵甫死在了孟良崮上。

抗战中处决了多少高级将领？

就职衔而言，被处决的杂牌军将领级别普遍比较高

抗战爆发后，国民政府颁布《中华民国战时军律》及实施条例，规定了会被处以极刑的罪名。如“不奉命令无故放弃应守之要地，致陷军事上重大损失者死刑”“降敌者死刑”“主谋要挟或不利于军事之叛乱行为者死刑”“阵前反抗命令不听指挥者死刑”“纵兵殃民劫夺强奸者死刑”等等。

此后，还颁布《国军抗战连坐法》及其补充，规定“班长同全班退则杀班长……旅长同全旅退则杀旅长……军长不退而全军官兵齐退，以致军长阵亡，则杀军长所属之师长……排长不退而全排官兵齐退，以致排长阵亡，则杀排长所属之班长”。同时，“连长未奉命令擅自退却者，其营长可报告团长核准，立即将其连长军法从事”，其上各级军官亦如此。

战时军法的执行机关为“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”，何成濬长期任执法总监。有统计显示，抗战中依军法被撤职者36204人次、被撤职通缉者34361人次、被记过者5221人次、被记大过者4669人次。另有人被处以罚薪、撤职留任和申斥。①至于被处死刑的人数，因无具体档案记录，只能大致统计一下其中的高级将领。

抗战期间第一位被处决的高级将领是李服膺，时任晋绥军第61军军长。1937年10月，他被阎锡山以“撤防败逃”的罪名枪决。事实上，他率部防守天镇县，是在完成阎锡山“坚守三日”“续守三日”的指示后，奉命“相机撤退”的。阎锡山为了推卸战败责任，就拿李服膺做了“替罪羊”。

被处决的杂牌军将领，还有出身西北军的韩复榘和石友三。韩复榘身兼山东省主席、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和第三集团军总司令。1938年3月他被控“不尽其守土职责及抵抗能事”“擅先放弃济南，撤退泰安”“节节后退”，处以死刑。石友三在抗战中被任命为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、第39集团军总司令，但他勾结日军，准备投敌。1940年12月，新8军军长高树勋设计扣押石友三，并将之处决。

此外，1938年6月，任骑兵第4军军长的原东北军将领檀自新，因不服调遣，被蒋介石下令枪决。1944年，第四次长沙会战时，薛岳因私心自用，致使长沙失守。第4军军长张德能原本是奉命撤军，但为平息舆论，被按军法处决。张德能为粤军将领。

以上被枪决的杂牌军将领，官职都比较大，除了韩复榘、石友三是战区副司令长官，其他至少也是各军军长。这些人的被杀，或者不是出于蒋介石的授意，如李服膺、石友三；或者有派系斗争背景，而使蒋介石在处置时少了很多顾忌，如韩复榘、张德能。

蒋介石与韩复榘

就出身而言，被蒋下令处决的高级将领以黄埔系为最多

在处理黄埔系将领时，蒋介石则往往存有私心。如何成濬所言，“军校学生犯罪，均由委座令交审讯，本部从未检举一人。即判罪亦无一不引用最轻条文，且必须呈报委座核示，本部的权力，因有限也。”④被蒋所偏袒的，多是方面大员，如汤恩伯、宋希濂、刘峙、桂永清等因战败而被撤职，很快就重新起用。但是对于师长一级的黄埔学生，有不少被蒋介石亲自下令处决。

在黄埔将领中，一期的龙慕韩、薛蔚英、酆悌、陈牧农；二期的段朗如、胡启儒；四期中的廖龄奇、梅春华，都先后被处决。1938年5月，龙慕韩任第88师少将师长，率部参加兰封战役。在守卫兰封时，龙慕韩擅自撤离，致使该城失守。经军事审判，龙慕韩被判处死刑，成为抗战中第一个被处决的中央军将领。第27军军长桂永清作为龙的上级，被撤职查办。⑤薛蔚英任第167师少将师长，参加武汉会战时守卫马当要塞。在救援友军时，因坚决走相对安全的小路，以致贻误战机，使马当沦陷。1938年8月，薛蔚英被执行枪决。

酆悌被杀，是因为著名的长沙大火。1938年11月，岳阳沦陷后，蒋介石命湖南省主席张治中、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制定计划，待日军攻陷长沙，即放火焚城。当月12日夜，因南门外伤兵医院意外失火，使城内军警误以为是焚城信号，纷纷在各处放火。当时湖南最高负责人是张治中，但因其为蒋介石的亲信，只被“革职留任”。为平民愤，酆悌和徐昆（警备队第二团团长）、文重孚（长沙警察局长）被处以死刑。徐、文二人亦毕业于黄埔军校。

段朗如任第79师中将师长，1939年在奉命反攻南昌时，因遭遇挫折，遂私自改变计划，转攻南昌城外的小镇。蒋介石获知后，下令“段朗如谎报军情，贻误战机，着即军前正法。”1944年，日军进攻广西时，陈牧农奉命驻守全州。他因弃城撤退，被处决。

廖龄奇的经历最为特别。他任第58师师长，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，未听从长官部要求退往浏阳的命令，而擅自将队伍拉到了株洲。在此期间，廖龄奇还“顺道”回老家祁阳探亲，脱离战场。蒋介石闻知后大怒，以“临阵脱逃”的罪名，未经军事法庭，就将廖龄奇处决。后来蒋介石了解到，廖龄奇在战场表现颇好，又视其被杀为一场冤案，为他平反，给家属发放“哀荣证”与抚恤金。⑧这个案件暴露了蒋介石处事急躁的毛病。

另有一些高级将领，则因贪腐被杀。1942年，贵兴师管区少将司令胡启儒，因贪污军饷等罪名被杀；1943年，第18军中将参谋长梅春华，因贩卖私盐被处决；1945年，兵役署署长程泽润，因“办理兵役舞弊多端”“利用职权，调用工兵建筑私宅”，被蒋介石下令枪决。

综上所述，抗战期间被处决的国军高级将领，约有14名，多数出身黄埔系。从罪名上看，以临阵脱逃、贻误战机为最多；从时间上看，1940年前被处决的将领占了大多数。这些人在战时被处决，对于严肃军纪、激励士气，作用很大。

被大火焚烧后的长沙

祁阳县七里桥镇历史名人介绍

陶铸（1908年1月16日－1969年11月30日）又名陶际华，号剑寒；湖南祁阳人，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、国务院副总理、中央宣传部部长，在中央政治局中位列第四，前三位分别是毛泽东、林彪和周恩来，他于文革初期倒台，后因胆癌病逝。

唐正财 (？-1863)太平军水营将领。祁阳人。善操舟，初以贩运为业。咸丰二年（1852），在岳州（今岳阳）联合船户参加太平军，献舟粮以助军饷，东王杨秀清任命为典水匠（职同将军），统辖新建水营。次年五月，因在战斗中架设浮桥有功，封恩赏丞相。九月升殿左五指挥，提督水营事务，总办船只。咸丰四年（1854）三月，太平军韦昌辉部攻湘潭，因封船只激变水军，唐正财竭力安抚水营将士，避免了分裂。事毕封为航王。咸丰八年（1858），为护卫天京（今南京），他在仪凤门筑水营。同治二年（1863），在苏州与英殖民主义戈登指挥的“常胜军”作战时，中炮牺牲（一说战死无锡）。

廖龄奇, 祁阳县七里桥镇人,1904年出生。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,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排长、连长。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，战后升任第八十八师三六四团第2营营长。1932年参加“一二八”上海保卫战，因战功被升为团长。 1934年，随八十八师赴福建、江西等地围剿工农红军。 1937年，日军在上海发动“八、一三”事变，八十八师奉命进入南翔一线，抵抗日军。廖龄奇在战火中接任旅长，他率部与日军血战80余天，最后撤入南京，负责守备中华门、雨花门一带。日军转攻南京时，廖旅首当其冲，伤亡惨重，2名团长先后阵亡。但仍坚守阵地，直到12月12日，卫戍长官司令部下令全面撤退后才撤到江北。1938年秋冬间，八十八师奉调于河南内黄车站截击日军土肥原师团。战后，廖龄奇调升五十八师副师长，不久升任师长。1939年9月，率部参加第一次湘北会战，并取得胜利。

1941年9月，第二次湘北会战开始。此时，廖龄奇正请假去吉安结婚，乘便回祁阳省亲。副师长张灵甫率部从江西新余赶往长沙，不料日军已分5路强渡新墙河，五十八师陷入极端不得的形势中。廖龄奇闻讯由祁阳驱车于途中赶上部队，遵令退守醴陵待命。而原驻防新墙河的守军，则按薛岳的部署早已向长沙东南撤退，日军乘虚而入，占领长沙。薛岳等人为推卸责任，掩盖长沙失陷之事实，把廖龄奇请假离开部队说成是“临阵脱逃”。11月，廖龄奇被蒋介石以“临阵脱逃”罪而枪决。事后，蒋介石经过调查了解，认为这是一起冤案，遂指示将廖龄奇按抗日阵亡将官给予抚恤，将其遗体厚葬于南岳忠烈祠，给其家属颁发“荣哀状”和年度抚恤金证书。

师长临阵脱逃,副师长会受牵连吗

师长临阵脱逃，副师长会受牵连吗，当然受牵连，他必须阻止他的行为，采取果断措施，不能让他得成。

二战时期，最倒霉的将军都是谁，结果怎么样了？

最倒霉的当然是“网红”张灵甫的前任长官，黄埔四期的第58师师长廖龄奇，抗日杀敌，作战卖力，结果稀里糊涂就被毙了。若非廖龄奇意外被杀，张灵甫也不会顺利坐上师长的位子，更不大可能后来执掌第74军以及整编第74师，诚可谓造化弄人也。

（王耀武剧照）

经典抗战剧《长沙保卫战》特别有个情节，大战在即，一名宫姓少将师长企图乘火车逃离避战，结果在站台上被宪兵逮捕。而此时在第九战区司令部里，一群高级将领们正在为是战是撤争吵不休，薛岳正好借了这颗少将的人头杀鸡骇猴，表达了死战不退的态度。其实这个桥段就是以廖龄奇为蓝本编撰的，只是与真实战史实在出入太大。

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响前，打完上高会战后的第74军正在江西新余整训，其作战序列是：军长王耀武中将、第51师师长李天霞，第57师师长余程万，第58师师长廖龄奇（张灵甫为副师长）。作为军事委员会直属的“攻击军”，日军强渡新墙河北犯后，第10军（驻衡阳）、第74军两大精锐奉命紧急开赴湘北，作为薛岳决战兵团的主力投入战场。

（薛岳剧照）

廖龄奇1905年生人，原籍湖南祁阳，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，毕业后进入铁军第四军担任排长，在北伐战争著名的汀泗桥战役中战场重伤右臂伤残，致其终生只能用左手写字。后辗转调入德械第88师担任营长，1932年参加“一二八”淞沪抗战，因功擢升团长，1937年再参加淞沪会战，火线升任旅长，是孙元良的直接下属，在南京保卫战中曾经率部死守中华门。

1938年俞济时专任军长而不再兼职58师，军委会调来第88师副师长冯圣法（黄埔一期）升任第58师师长，廖龄奇同时调任副师长，两个人等于都升了一级。次年俞济时调升第10集团军副总司令，冯圣法不愿屈就三期师弟王耀武之下也随之调离，于是廖龄奇顺理成章接掌第58师师长职，原153旅旅长张灵甫晋副师长。

（宫师长剧照）

对于第九战区的用兵来说，第二次长沙会战其实是场大败，这里面既有战区通讯密电码被日寇破译的因素，也有薛岳的战术指挥失误。当日酋阿南惟畿指挥的11万大军南下时，薛岳完全低估了日军的推进速度，贸然下令第74军和第10军北渡捞刀河迎击，结果遭到张网以待的日军两大主力师团猛烈攻击。

虽然李玉堂和王耀武的部队属于头等主力，可是在一比一的情况下与日军两个老牌常备师团（第3和第6师团）对抗，兵力、火力和战力仍然处于下风，这是由当时中日军队的战斗力所决定的。战至1941年9月17日，两个主力军伤亡惨重皆被击破，薛岳无奈下达了撤退的命令。

（阿南惟几剧照）

廖龄奇战前新婚，这位36岁的少将师长率部突围成功时，身边只剩下几百官兵，登时怒火中烧，既愤怒于薛岳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指挥糟糕，又想念新婚妻子，遂将部队交与张灵甫带往浏阳整补，自己率着几个随从拦列火车回祁阳老家去者，不幸的是，在车上又被第九战区司令部的一个参谋认出，并且很快上报到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处。

日军在击破第九战区主力后曾经一度侵入长沙，只是因为粮弹将尽并且需要回援宜昌，才不得不反转。如此大败自然惊动了重庆方面，那位委员长战后即到衡山召开军事会议追究责任，薛岳不厚道的一面暴露出来，他开出了一份长长的处分名单，包括第10军军长李玉堂、第37军军长陈沛、第26军军长萧之楚等等，排名第一需要严办的正是廖龄奇，罪名是“临阵脱逃”。

（王耀武剧照）

薛岳留了个心眼，他知道王耀武甚为得宠所以未敢追究，并且廖龄奇一向恃才傲物，与王耀武和第74军其他同僚关系不睦，是个替死鬼的最佳人选。果然，当蒋某人询问王耀武关于廖龄奇的处理意见时，后者选择了沉默，沉默就是是不反对的意思（战场不告而别，老王也确实有气），于是廖龄奇的悲剧结局就注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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